东吴大学

海南周刊 | 全程参与东京审判者高文彬去世 不容忘却的大审判

  文本刊特约撰稿 金满楼

  9月7日凌晨,中国最后一位全程参与东京审判者高文彬先生在上海去世,享年98岁。

  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终胜利。为了处置战犯、警示后人、维护世界长久和平,中、苏、美、英等战胜国在日本东京组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一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公开审判。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审判,即东京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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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9月18日,坐在轮椅上的高文彬在南京参观“正义的审判——纪念东京审判宣判71周年图片展”。

  东吴学子的新征程

  高文彬1922年出生在上海。19岁那年,高文彬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这年12月,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并占领了东吴大学的校园,这是高文彬第一次亲身感受到日军的野蛮并为之感到愤恨。与此同时,日军的暴行也导致学校不得不再次搬迁。

  1945年,在日本宣布投降之时,高文彬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学士文凭。经人介绍,他先在上海老闸北区区公所任户政股主任,后来又在法学院老师刘世芳的介绍下出任某军事法庭的书记官,而这个法庭,就是专门审理日本战犯的。

  1946年1月,盟国方面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着手对东条英机等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巧的是,出任中国检察官的向哲浚正好是刘世芳的清华同学。在后者的推荐下,高文彬前往华懋饭店(现锦江饭店)面见向哲浚,并当场面试翻译职位。

  由于东吴大学一向以英文授课,用的也是英文原版教材,所以这次的考试对高文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几天后,高文彬接到面试通过的电话,并让他前往美军驻沪办事处办理赴日的有关手续和准备工作。高文彬先是检查身体,接着又是验血、打预防针,忙了好半天。据其回忆,当时一共要打5针,分两次打,第一次就挨了3针,什么伤寒、霍乱、肺结核等,针的力道还挺大的,他回去坐在车子上,感觉整个人都迷迷糊糊的。

  1946年5月15日,高文彬与同为中国检察组翻译的周锡卿、张培基、刘继武、郑鲁达在华懋饭店集合。随后,他们被送到上海郊外的大场机场登机起飞。据高文彬回忆,他们乘坐的是一架美国涡轮式军用运输机,当时飞机里坐了约20人,除了高文彬等5位中国人外,其他都是美国军人。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高文彬等人被安排在东京火车站附近的旅馆,那里距离日本皇宫仅一街之遥。

  东京审判全程参与者

  高文彬等人之所以被聘为翻译,主要是因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讯均以英文进行,大量的文件和证据材料都需要整理翻译,而中国检察官办事处极为缺乏这方面人才。当时,高文彬等人并非由国民政府公派,而是向哲浚代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处聘请,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将从国内收集到的证据,尤其是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及一些幸存者的证词等翻译成英文。

  四个月后,翻译工作基本完成,高文彬等人又被推荐到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服务。后来,因为向哲浚的秘书离职,高文彬便接替了他的职位,直至1948年8月全部工作结束。在此期间,他的工作主要是整理审判记录,并负责管理每天送至办公室的各类通知。

  1946年5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当时的法庭,设在东京涩谷区原日本士官学校,同时也是日本陆军司令部所在地。令人讽刺的是,当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策源地,如今却成了其罪行的审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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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当时的审判大厅,系由以前日本士官学校的礼堂改建。法官席分上下两排,前面是书记员或秘书,上面一排是法官席。关于法官席的问题,高文彬曾讲述过这样一个小细节:当时,法官席是审判长韦伯居中,美国法官居右,英国法官居左,接着才是中国法官。对此,中国法官梅汝璈十分不满,他认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历时最久、牺牲最大、人员伤亡最多、财产损失最巨,如此安排,他宁可脱了法官袍退庭作为抗议。最终,各方决定按投降书签字顺序排定法官位置,中国法官位次改在庭长左边第一位。

  由于案情庞大复杂,加之证人证据繁多,东京审判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参与国家最多、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一场审判。事后,梅汝璈在接受《申报》采访时表示,审判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一是案情太复杂,牵涉过广。从1928年皇姑屯事件到1945年日本投降,由松花江到南太平洋群岛,涉及的国家多,搜集的各项证据数目庞大而繁多;二是语言问题,需要用英语和日语进行翻译,不同国家之间辗转翻译最为费时。比如溥仪出庭作证8天,实际只说了两天话,其余时间都花在翻译上。此外,英美法系周密的诉讼程序、不同国家法理认知差异造成的冲突等,都是导致迟缓的原因。

  由于东京审判适用的英美法程序,任何疑犯定罪前均实施“无罪推定”,检察方提出充分证据就显得尤其重要了。然而,日本在投降前后有组织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证据,而国民政府方面对东京审判的前期准备工作不足,这给中国检察组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最终,中国代表团向盟军总部要求开放已封存的日本陆军内部机密档案,这才找到了大量的文书、命令等有力证据。经过艰苦卓绝的起诉、举证和辩论工作,中国代表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保证了审判工作顺利完成。

  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书最终出炉,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人被处极刑,另外21名战犯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审判结束后,高文彬回到上海,并带回了两套完整的庭审记录材料,其中一套由向哲浚带到南京送交司法行政部,另一套由高本人送给母校东吴大学法学院。但令人遗憾的是,因为各种原因,这两套宝贵的材料后来都遗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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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高文彬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门前。

  “百人斩”的追凶者

  值得一提的是,对日本侵华战争中两名“百人斩”战犯的追捕,高文彬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高文彬在翻看档案时发现了一份让人震惊的材料,那就是1937年12月《东京日日新闻》中所谓“百人斩超记录”的报道。

  在这则报道中,日本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南京大屠杀中以军刀砍掉中国人的头颅数量作为“竞赛”,最终以前者杀死106人“获胜”,而后者失败的原因,是军刀“卷了刀刃”。报纸上还配发了照片,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人并肩而站,他们用军刀撑地,脸上还露出得意洋洋的笑容。

  “211名中国人惨死在他们手中,想到自己的同胞就这样被他们屠杀,我心里说不出的悲痛和愤怒。”高文彬后来回忆道,“作为中国人,唯一的想法就是将他们处决!”

  事后,高文彬立刻将这份报纸复印了3份,一份留在国际检察局,另两份通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组成员、中国检查组首席顾问倪征燠转寄给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这项新证据的发现引起了中国法庭的高度重视,后者收到报纸后,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要求。

  与此同时,中国检察团队也很快搜集到《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等多家报纸的同类报道,成为侵华日军暴行的又一铁证。

  战败后,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混迹于被遣返的日军中。他们悄无声息地回到国内,隐匿于市井之间。由于重名者甚多,盟军对两位凶犯的搜寻几乎持续了半年,才在日本崎玉县发现他们的踪迹。最终落网时,他们已经脱掉军装,在街边做起了小生意。事后,两人被押解到南京接受审判。尽管他们在法庭上极力推诿,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两人最终被判处死刑。1948年1月28日,这两个杀人狂魔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人心为之大快!

  回国后,高文彬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驻上海办事处专员,期间还兼任东吴大学法学院讲师。如今,在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中,仍悬挂着高文彬的大幅照片,以表彰他在揭露日军暴行和东京审判中做出的重大贡献。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片

责任编辑: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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